第六章 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[第2頁/共23頁]

“周啟明頗昏，不知外事”的考語，有點牽強。僅因廢名攻訐他，就遷怒於周作人，難以服人。

魯迅若聽到歐內斯特·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感言，會如何想呢？海明威說：

二十天後，日本公開再次挑釁中國，應戰國際社會，高調承認偽滿洲國。日本代表武藤與偽滿洲國代表鄭孝胥在長春簽訂“日滿議定書”。就在中國當局向日本提出抗議，向插手“九國條約”的十二國收回照會，敦請對此違背國際法的罪過，采納有效對於體例，以示公理後不久，胡適於9月19日，又寫了一篇時評《究竟哪一個條約是廢紙》，再次誇大天下公論“品德的裁判”的道義力量，並胡想“日滿議定書”必然會成為“一張廢紙”。胡適對國聯調查團，曾寄予些許但願，他本身信賴國際公論會給中國一個對勁的答覆。此文頒發的第二天，胡適再寫《一個代表天下公論的陳述》，再次指出“日本的侵犯主義者能不能接管國際調劑的原則”，乃是“真正底子的題目”。1932年至1933年10月間，胡適又寫《國聯新決定草案的嚴峻意義》等文章，對國聯寄予但願。當然，胡適也逐步看出國聯這隻“紙老虎”的衰弱和不作為的本質。

查1932年11月20日，魯迅回北平看望病中老母魯瑞，與許廣平的通訊，當中就有如許的話來評價周作人：

室伏高信也寫了兩封“答胡適之書”。這位戰役主義者、東方文明主義者室伏高信，在信中表示，日本確應“慎戒”，不要受日本軍閥的棍騙，要認中國為朋友。在第二封“答胡適之書”中，有幾句非常出色的話，謄寫以下：

且先非論周氏兄弟之論孰是孰非，他們都主動地投入論爭倒是究竟。

承仕幼承庭誥，長受業於章太炎先生之門，服官法界二十年，講學於北京、師範、東北、中國、民國各大學，亦逾一紀。退食之暇，唯以研精小學，切磋三禮為事，積久有深，撰述日多。或刻本行世，以就教於通人，或積稿盈尺，以待厥後之刪定，此皆經生素業，誠未足多。至於立操行道，表裡如一，一事不妄為，一語不妄發，一介不妄取，硜硜自守之節，老而彌篤，則誠足以質六合而告鬼神者也……彼輩自有體係，如答覆社、CC團、弘毅社、黃埔係、藍衣社等，實為其有力之支柱……承仕無官守無言責，似可潔身而退，然同舟有及溺之患，聖門無大隱之人，心所謂危，不敢不告。如謂愛國有罪，則斧鉞誠無所逃，聞者足戒，則芻蕘或有可采。